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的历史可追溯至1800多年前中国东汉时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的胸外按压救治自缢的方法，以及欧亚古代与近代复苏文献中关于胸腹肢体按压、体位复苏与对口通气等描述^[1-5]。现代CPR理论与实践体系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历经60余年的阶段性变革与完善，已成为东西方医学进步的结晶，且仍在持续发展。本文基于时间轴，结合各阶段理论、指南与技术的重大变革特征，将现代CPR划分为四个阶段：CPR 1.0、CPR 2.0、CPR 3.0及CPR 4.0。每一次CPR重大发展，均得益于医学与科技的进步。进入21世纪，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尤其是工业4.0时代的到来，正推动CPR迈向新一轮变革。面对CPR 4.0时代，系统梳理其演变脉络，有助于前瞻性制定未来复苏策略。

1 CPR 1.0~3.0之演变 1.1 CPR 1.0（1960—1980年）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Peter Safar与Wiliam B. Kouwenhoven为代表的现代CPR开拓者，开始了现代CPR理论与实践创新^[6-8]；他们将零星的、单独的、碎片化的古代与近代复苏技术与方法整合起来，并通过现代科学实验；提出了胸外按压与口对口呼吸一体化，并按照5∶1比例（双人）或15∶2比例（单人）同步复苏，胸外按压频度60次/min；必要时体外电除颤^[9]，并将此理论化、系统化、标准化，形成了现代CPR基石；这个时期以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分别在1966年与1974年以“心肺复苏声明与心肺复苏标准”予以公布^[9-10]。1980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11]（以下简称CPR指南）；该时期其主要理论与技术创新包括：基本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 BLS）——开放气道、口对口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及体外除颤；高级生命支持（advanced life support, ALS）——高级气道建立、静脉通道建立、复苏药物使用以及生命体征监测等，建立基本生命支持与高级生命支持二级复苏模式^[11]（表 1）。

1.2 CPR 2.0（1981—2000年）

此阶段主要理论创新包括：三级复苏模式，即在BLS与ALS二级复苏模式基础上，增加复苏后救治管理^[12]以及院外心脏骤停生存链理论（早启动、早CPR、早除颤、早ALS）^[13]；胸外按压与口对口呼吸比例，从CPR1.0初期的5∶1演化到15∶2（无论单人或双人），胸外按压频度100次/min^[14]。这个时期CPR指南主要AHA、欧洲复苏学会（European Resuscitation Council, ERC）以及国际CPR联合会（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 ILCOR）制定与发布^[12-15]；主要复苏技术创新包括：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的广泛应用、三级复苏模式优化应用、替代复苏技术（如加压减压胸外按压、插入性腹部CPR以及充气背心式CPR）等^[12-17]（表 1）。

1.3 CPR 3.0（2001—2020年）

此阶段胸外按压与口对口呼吸比例从15∶2演化到30∶2^[18]，胸外按压频度调整为100~120次/min^[19]。生存链从单链四环重构为双链六环；即从单一院外心脏骤停生存链扩展到院内心脏骤停生存链^[19]，生存链从四环增加为五环（早启动、早CPR、早除颤、早ALS、复苏后救治）^[20]，并在2020年将院外与院内心脏骤停生存链分别从五环增加为六环即第六环康复环^[21]。与此同时，《2016中国心肺复苏专家共识》提出心脏骤停三期理论及其生存环理论；心脏骤停三期理论是以心脏骤停为中心，将其分为三期，即心脏骤停前期、心脏骤停中期、心脏骤停后期；并提出各阶段主要任务及其实施策略。心脏骤停前期以心脏骤停预防、预识与预警为目标；心脏骤停时期启动CPR，其策略为标准化、多元化与个性化；心脏骤停后期以恢复生命质量、器官移植延续生命与生命伦理策略。生存环理论即由心脏骤停前期、中期、后期分别构成生存环前环、中环与后环；三个环相互关连、相互重叠、相互循环^[22-23]。在全球CPR理论体系中同时出现CPR生存链与生存环二个概念表述。这个时期多个国家相继公布了本国的CPR指南或共识，如日本、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4-26]；AHA与ERC仍定期与不定期修订各自的CPR指南。该时期的主要技术创新包括：目标温度管理、机械CPR、替代CPR优化、体外CPR（extracorpore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CPR）等^[18-26]（表 1）。

历经50~60年发展，CPR1.0至3.0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并在全球范围以内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指导全球CPR实践。

2 CPR 4.0

自21世纪20年代起，数字科技、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正推动CPR进入4.0时代（表 1）。

2.1 理论创新：体系化与集成化 

当前理论创新呈现体系化与集成化特点，重点关注^[27-30]：（1）整合人员、资源、流程与法规的复苏体系建设。研究显示，在法律要求公民接受CPR培训或施救的地区，院外心脏骤停复苏率与生存率更高^[31-32]；（2）强调心脏骤停预防优先；（3）推行个性化复苏策略；（4）优化生存链流程；（5）优化心脏骤停三期与生存环实践。例如，早期预警系统与快速反应团队可降低院内心脏骤停发生率^[33-34]。系统化建设与策略创新有望显著提升全球复苏成功率。

2.2 指南多元化与个性化

到2025年为止，已有10余个国家与地区颁布了自己国家与地区的CPR指南或共识，并持续不断增加，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巴西、英国、中国、南韩、拉丁美洲、印度、沙特、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等^{[11-15, 18-22, 24-26, 35-37]}；以及越来越多的个性化CPR指南与共识颁布，包括：心脏外科术后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共识、中国淹溺性心脏停搏心肺复苏专家共识、商业航班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共识、航天心肺复苏指南、中国老年心肺复苏急诊专家共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心肺复苏指南/共识等^[38-43]；呈现出不同国家与地区多个CPR指南并存现状；形成了全球CPR指南多元化与CPR指南个性化时代。

2.3 技术创新：预防、复苏与康复全链条覆盖

主要技术创新包括：（1）心脏骤停预警技术，如可穿戴心电智能监测、植入式生命体征监测器等^[44]；（2）BLS，如可穿戴除颤器、实时反馈装置的按压深度与频度可调式复苏设备^[44-46]；（3）ALS：如ECPR及其优化策略、经皮左心室辅助装置和主动脉内球囊阻断术等机械循环支持技术^[47-50]。研究显示，ECPR对部分可逆病因心脏骤停患者有益^[51-52]。（4）复苏后管理策略：包括神经保护性复苏策略、智能预后评估及其评估后处置策略与多模式神经康复路径；2020年AHA CPR指南生存链新增第六环康复环，强化其技术路径；2025年AHA CPR指南继续予以强化^{[21, 51]}。

未来技术发展将呈现从干预转向预防、从标准化迈向个性化与精准化、并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趋势。

2.4 人工智能：CPR 4.0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通过数据驱动、机器学习与算法决策，赋能CPR全流程^[44]；人工智能在CPR中的应用方式为虚拟和物理两类；虚拟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集成记录系统、基于复杂数据库的神经模式识别系统，如心脏骤停预测预警、复苏后预后智能评估等；物理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相关CPR仪器与设备等。人工智能赋能后的CPR，将会从经验依赖到数据驱动、从统一方案到动态个性化干预、从被动复苏到主动防御；这些革命性转变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塑心脏骤停防治全链条：（1）预防预警，如接触式监测智能监测（智能手表、手环及背心）与非接触式监测（生物雷达、红外热成像）等监测^[44-46]；（2）复苏响应，院外心脏骤停事件或前兆监测与自动激活院前急救服务智能化系统以及相关复苏设备与人员智能化响应，包括院前复苏与院内心脏骤停前应急响应系统^[44]；（3）操作优化，人工智能BLS与ALS，如实时反馈装置的按压深度与频度可调式复苏、生理驱动复苏即基于患者实时生理参数驱动与实时调整复苏策略^[44-46]；（4）预后管理，复苏后预后预测与精准管理，如院内心脏骤停复苏后预后GO-FAR预测模型^[53]。然而，人工智能在复苏中的应用仍面临算法可靠性、数据偏差、临床验证不足及伦理法律等挑战，需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3 小结

理论集成创新、高新技术应用与人工智能革命的结合，共同推动了CPR 4.0时代的来临。预计在未来10~20年内，将形成一个系统性、革命性的CPR变革时代。然而，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在复苏医学中应用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如何平衡其效益与安全性等问题。尽管前路存在挑战，但发展方向已明确，未来将有望显著降低心脏骤停发生率，并提高自主循环恢复率与出院生存率。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