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是目前急危重症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1]，但临床中仍极易被忽视^[2]。在ACS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升高的腹腔压力（intra-abdominal pressure, IAP）可损伤肠道功能屏障，引起机体产生大量的促炎细胞因子，继发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并促进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的发生。其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 IL）-6是促炎细胞因子的代表，IL-10是最重要的抗炎细胞因子，对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形成调节^[3]。本研究通过制作腹腔高压动物模型，进一步探索研究腹腔高压对升压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和IL-10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仪器 1.1.1 实验动物

健康家猪6只，体质量28.1~31.6（30.02±1.12）kg，雌雄不限，由山西大同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动物生产许可证号：SCXK（津2015-0002）。本研究经山西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动物实验伦理审批编号：2021010）。

1.1.2 术中使用的仪器设备

术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麻醉机（天津森迪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械注准20193081857，中国天津），有创监护仪（UP-8000，深圳市科瑞康实业有限公司，国械注准20193071956，中国深圳），压力传感器（MX9505T，Smiths Medical ASD，国械注进20163212853，美国明尼苏达州）。

1.2 手术方法 1.2.1 实验动物准备

(1) 术前12 h禁食，4 h禁水；(2)实验动物称重；(3)经双侧耳缘静脉各置入22 G静脉穿刺导管1枚待用（一侧麻醉用，一侧采血用）。

1.2.2 麻醉方法

静脉注射丙泊酚负荷量1.5 mg/(kg·h)联合维库溴铵负荷量0.2 mg/(kg·h)，之后静脉泵控丙泊酚8 mg/(kg·h)联合维库溴铵0.05 mg/(kg·h)维持。行气管插管并连接呼吸机维持人工呼吸。

1.2.3 手术准备

将实验动物仰卧固定于手术台，中上腹部去毛，使用碘伏行腹部切口2次消毒，铺无菌手术巾，沿中上腹部取右肋缘下切口，切口长10.0~15.0 cm，常规开腹。

1.2.4 腹腔高压动物模型制作方法

建模方法参考王宏业等^[4]报道的（n+1）多水囊叠加加压法，通过向腹腔内置入基础水囊及加压水囊制模。加压管向腹腔内加压水囊中注液以制作达到IAP要求的动物模型，同步经三通连接监护仪中心静脉压测量腹内压。

1.3 腹腔高压动物模型的制作

6只实验猪通过上诉方法，在麻醉后取右上腹部肋缘下切口开腹，制作腹腔高压动物模型，基础水囊置入为8~9个，容积为1 600~1 800 mL，再通过加压管注入生理盐水使IAP逐渐升高，至IAP分别为0 mmHg（1 mmHg=0.133 kPa）、5 mmHg、10 mmHg、15 mmHg、20 mmHg、25 mmHg、30 mmHg，各维持15 min。

1.4 标本采集时间及方法 1.4.1 标本检测

经耳缘静脉导管抽取静脉血，每次5 mL，分别注入红色采血管并编号。

1.4.2 标本采集时间节点

制模前，在增压后IAP为0、5、10、15、20、25、30 mmHg，每个压力点稳定15 min后采血。

1.4.3 采血方法

先将导管（耳缘静脉穿刺导管）中抗凝剂抽出（1.0 mL），之后采取血标本5 mL并注入采血管，再次注入抗凝剂（1.0 mL）。

1.5 检测指标

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IL-1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制模前及制模过程中不同压力点间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各时间点间差异采用多重比较检验。绘制细胞因子TNF-α、IL-6、IL-10检验值与IAP散点图，进行Spearman相关性进行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动物模型制作

6只实验动物均顺利制模，增压过程顺利，IAP达到30 mmHg时共计注入液量为2 520~2 740 mL。

2.2 腹腔高压动物模型制作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IL-10改变

腹腔高压动物模型制模升压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IL-10检验值与制模前比较见表 1。TNF-α在腹腔压力达10 mmHg后明显升高，IL-6在制膜后即明显升高，IL-10在制膜后明显升高，在IAP达20 mmHg后逐渐下降。

2.3 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IL-10与IAP散点图

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IL-10与IAP散点图见图 1~3。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腹腔高压动物模型制模升压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TNF-α和IAP呈正相关关系（r_s=0.649，P < 0.05），炎症细胞因子IL-6和IAP无相关关系（r_s=0.129，P > 0.05），炎症细胞因子IL-10和IAP呈负相关关系（r_s=-0.762，P < 0.05）。

3 讨论

ACS是由于各种病因引起IAP升高而导致胸、腹腔脏器功能衰竭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在临床中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ACS病因主要是腹腔内器官组织的病变造成腹腔内容物的大量增加，目前临床报道中最常见的是急性重症胰腺炎^[5]，其余包括腹腔内大量出血^[6]、腹腔感染、肠梗阻^[7]、急性肠系膜血管栓塞^[8]、肿瘤腹水^[9]等疾病，围产期^[10]、巨大腹壁疝还纳术^[11]、肝移植^[12]及在治疗休克时大量液体复苏^[13]也可引起。

ACS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随着IAP的升高，肠道血流量明显下降，肠道屏障功能损伤^[14]，引起肠道内细菌、毒素的易位和大量肠源性炎症细胞因子的生成，这是引起SIRS的始动因素，机体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是引起胸腹腔脏器的损伤的重要因素^[15]。在炎症细胞因子的相关研究中，促炎细胞因子中起主要作用的是TNF-α、IL-6等，IL-10是最主要的抗炎细胞因子。

TNF-α和IL-6是炎症反应过程中出现最早、最重要的炎性介质^[16]。TNF-α能激活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使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调节其他组织代谢活性并促使其他细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IL-6能诱导B细胞分化和产生抗体，并诱导T细胞活化增殖、分化，参与机体的免疫应答，是炎性反应的促发剂。在本实验中，随着IAP升高，IAP≥10 mmHg后TNF-α显著升高，其曲线表现为先逐渐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实验证实IAP升高可引起TNF-α的明显升高，但在IAP超过10 mmHg后TNF-α达到最高值后出现回落，考虑机体对腹腔高压的应激致使TNF-α出现明显的升高，但达到30 mmHg后的高腹压对TNF-α的形成也出现了抑制。同时，IL-6的变化曲线与TNF-α变化曲线类似，在本实验中，IL-6在制模后即显著升高，并随着IAP的升高而显著升高，在IAP达到30 mmHg后出现回落，考虑腹腔高压致使IL-6出现明显的升高，但30 mmHg的高腹压对IL-6的形成也表现出了抑制效果。

IL-10是免疫应答的重要调节剂^[17]，主要由单核细胞、T细胞（主要是Th1细胞）、B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产生，DC细胞和肥大细胞也可以产生IL-10。IL-10抑制包括TNF-α、IL-6等许多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并介导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中的过敏原耐受性。在本实验中，IL-10在IAP升高过程中，IAP在制模后明显高于制模前，在IAP为5 mmHg时达到最高值，之后逐渐下降，在IAP为20 mmHg时与制模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AP大于20 mmHg后明显低于制模前。实验证实在IAP升高的过程中，IL-10出现了先升后降的双向改变特点，说明较低水平的高腹压可促进IL-10的升高，而超过20 mmHg的IAP引起IL-10的明显抑制，这将导致IL-10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作用弱化，使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强。

众多临床研究已证实IAP升高与预后不良的相关性^[18]。本研究结果表明：在ACS发生发展过程中，TNF-α（10~30 mmHg）、IL-6、IL-10（0~15 mmHg）均高于制模前，随着IAP的升高，TNF-α明显升高，IL-6无变化，IL-10明显下降。实验结果证实在ACS的发展过程中IAP的升高促进了TNF-α、IL-6、IL-10的不同规律的表达。这些炎症细胞因子的改变说明ACS同时引起SIRS的加重和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症的抑制，二者的改变规律意味着升高的IAP引起免疫失衡且这种失衡逐渐加重，这种改变可能是ACS的继发胸、腹腔脏器损伤的重要机制。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指标观察不全面，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量，增加观察指标，进一步观察ACS对其他炎症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杨秀峰、闫燕艳、张爱清、齐凤龙：动物模型制作、研究数据收集与整理、论文撰写；乔进余、张盼盼：统计学分析、分析/解释数据；王宏业：研究设计规划、获取研究经费、论文修改、研究总体负责